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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智慧”并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唯独缺乏知识的人会把它当成一种“神秘”,
欲揭开“智慧”的“秘密”,
唯有坚持地多读多看多研究。

全哥小小目标,
先分享自己阅读过的100本书,
用精简的方式分享阅读的乐趣,
并且把这100本的小目标视为一个“起始点”,
一步一脚印的完整自己心目中的“财富图书馆” 。

作家简介
彼得·林奇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全球最佳基金经理”,被美国基金评级公司评为“历史上最传奇的基金经理”。林奇1977年接管麦哲伦基金,1990年急流勇退宣布退休。在林奇管理麦哲伦基金的13年间平均复利收益率达到29%,总投资收益率高达27倍,创下了有史以来最高基金业绩的神话。在人们的眼中,彼得·林奇是一个选股天才,仿佛拥有点石成金的金手指,彼得·林奇对投资基金的贡献,就像乔丹之于篮球,“老虎”伍兹之于高尔夫;他将整个基金管理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把选股变成了一种艺术。

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个管理140亿美元基金的专业投资者,1990年专门为业余投资者写作了一本书《彼得·林奇的成功投资》(One Up On Wall Street),讲述一套简单易懂的业余投资者发挥自身独特优势战胜专业投资者的投资成功之道。连林奇本人也没有想到这本书竟然在随后的10年间重印30次并且销量超过100万册,成为最畅销也最受业余投资者欢迎的投资经典名著之一。


3年之后,即1993年,林奇又出版了一本《战胜华尔街》(Beating the Street),这本书又成为当年美国第一畅销书。

全哥不想用太精简的方式呈现这本书的精华,
文长,有兴趣的可以花点时间继续阅读下去。


成功人士是如何在投资功课上下一番的苦工以及他们又是如何善用宝贵的时间呢?值得一看...
我每天从早晨6:05开始一天的工作,这时一位来自马布尔黑德的朋友杰夫·摩尔(Jeff Moore)就会开着绅宝汽车来接我,顺路带我到市区。他的妻子芭比挨着他坐在前排。两口子都是放射科医生。

这时天还没有亮。杰夫开着车,芭比则对着前排座位上面的小灯看X光片,我呢,坐在后排,借着座位上面的小灯,仔细地阅读着上市公司年报和股票走势图手册。幸好芭比挺细心,从来没把我的这些资料和放在前排的医疗记录搞混。一路上我们之间很少交谈,各忙各的。

6:45,我就到了办公室,尽管我来得很早,但是办公室里并非只有我一个人,已经有很多人来了。不开玩笑,富达基金公司确实是一家非常敬业的公司,即使是在周末,天还没亮,已经来到办公室的分析师和基金经理就有一大帮了,足够组织一场篮球赛了。至于其他基金公司,我想恐怕周末早上一个人也不会有。

当然我们这么早来并不是来打篮球的,而是来工作的。我们公司的老板内德·约翰逊推崇额外卖力工作,他自己的习惯是,从早上9:30到晚上9:30,每天工作12个小时。

我的办公桌总是乱七八糟,堆满了投资需要的各种工具:标准普尔股票指南(可以从任何一家证券公司那里免费得到),一个古老的罗拉代克斯卡,一个空白的黄色即时贴,一支半截铅笔,还有一个我已经用了15年的按键很大的夏普Compet计算器。往年的标准普尔股票指南在我的办公桌上堆成一堆。在我的办公桌后面的一个小台子上,放着科特龙股票行情自动报价机。

最早版本的科特龙股票行情系统要求你必须输入股票代码,然后按回车键,最新的股价才会显示出来。否则的话,屏幕上就是一片空白。后来的新版本则可以显示出整个股票组合及所有股票的最新价格,并且随着当天的交易过程,股价会不断自动更新。其实早先不输入股票代码就一片空白的屏幕更好,因为这样你就不会像现在的基金经理那样,整天盯着屏幕,紧紧盯着你的股票涨涨跌跌,你的心情也会相应起起伏伏。科特龙股票行情系统升级以后,我不得不把它关掉,因为屏幕上不断变化的股价,太容易让人分心了。

在股市开盘前和电话铃开始响起之前,我会充分利用这几个小时的宝贵时间,仔细看一遍富达基金公司工作人员们制作的前一天股票买卖总结报告。这些报表能告诉你富达公司的基金经理们正在进行哪些投资操作。我还要阅读基金内部分析师们与各家上市公司交流后的汇报材料摘要,当然还要抽出时间读读当天的《华尔街日报》。

上午8点钟左右,我列出一份新的股票买入卖出清单,其中大部分公司股票我在昨天或者前天都曾购买过的,这样分批少量买入的目的是,能够在一个合理的价位上逐渐建立起一个较大规模的头寸。然后我会打电话给首席交易员巴里·莱登(Barry Lyden),发出交易指令,他就在我下面的楼层办公。

我的办公室和负责交易的那个楼层之间相隔9个楼层,这段路给你的感觉就像是走钢丝跨越大峡谷。富达基金公司这样设计的目的,一定是为了避免基金经理们亲自上阵进行交易而干扰交易员们。对我来说,这一安排很有效。

最初,我的首席交易员也是我唯一的一个交易员,但是到了1983年末,随着麦哲伦基金规模大幅增长,交易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我就有了第二位交易员,卡莱尼·德鲁卡(Carlene DeLuca)。莱登负责买进,德鲁卡负责卖出。这两位对我都非常耐心,而我也尽量给予他们更大的自由空间来进行交易。

股票交易是我最不用担心的一个环节。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在交易这一环节上还是浪费了太多时间了,每天要花上一个小时,其实10分钟就足够了。买进卖出股票是很有意思,但如果我只用10分钟而不是用1个小时,那么用节省出来的50分钟来多给两家上市公司打打电话交流一下,那么我的投资应该会做得更好。成功投资的一个关键是关注公司,而不是关注股票。

我把股票买入卖出清单发给交易员之后,就重新回来继续干我的主要工作:研究公司。我的公司研究办法,与新闻记者的调查研究方法差不多:大量阅读公开披露信息,从中寻找线索,从分析师和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工作人员等这些中间人那里获得更多的线索,然后直接到信息的最原始来源也就是上市公司那里去实地调查。

每次和上市公司相关人士联系之后,无论是电话交谈还是见面交谈,我都会在活页本上进行会谈记录,所记的内容包括公司的名称和这家公司股票的当前价格,下面还会记上一两行我听这些人讲述的这家公司有关信息的摘要。我认为,每一个选股者,都会从这样一个记录上市公司有关信息的笔记本中获益很多。如果你不能及时完整地记录你搜集到的上市公司相关信息的话,之后你就会很容易忘记你当初为什么要购买这个股票。

随着麦哲伦基金规模增长得越来越大,我的这些笔记本也积累得越来越多,我花在重温这些笔记本中记录的相关信息上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多。我不得不减少了在公司午餐会上的时间——尽管午餐会和上市公司边吃边谈仍然和以前一样有用,可是我想更加有效地充分利用午餐这段宝贵时间,多给上市公司打打电话。于是我只能在电话间隔时间,用风卷残云的速度,三口两口吞掉一个三明治,然后接着打下一个电话。由于在以前很多次的午餐会上,认识了很多人,建立了很多信息来源,所以现在联系就方便多了,只需要打个电话,大部分需要的信息就都能了解到。

在我的办公室外面,坐着我的4位秘书,为首的是沉着稳重的鲍拉·沙利文(Paula Sullivan)。她们一天到晚一直忙着给我接电话。她们一喊:“某某在1号线。”我就接电话。到我办公室来的人,一般待的时间都很短,因为我的椅子上都堆满了文件,变成了文件柜,来的人根本没有地方可坐,除非是坐在地板上。


如果我离开座位,要么是去办公室的冰箱拿健怡可乐了,要么就是去上洗手间了。在我的办公室和最近的洗手间之间有一个小休息室,上市公司来的客人和来访的分析师会在这里休息,等候与我们的基金经理们会面。在这些来的人里,经常会有我认识的人。为了避免碰见熟人,我通常会绕到后面一个楼梯,悄悄走到另外一个偏僻的洗手间。不然的话,我就不得不花些时间与这些认识的人寒暄几句,不然,就会怠慢这些朋友和熟人,我可不愿意这样。

全哥认为书中最精华的是他在晚期的回忆篇,文长,值得保存反复阅读!!



你持有的股票数量越多,研究这些股票所花的时间也就越多。如果只是跟踪研究一只股票,每年只需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这包括阅读年报和季报以及定期给公司打电话了解最新情况。一个投资者持有5只股票,利用业余时间就足以完成这5只股票的跟踪研究工作,完全可以把研究这几只股票当做业余爱好。一个中小型基金的基金经理,要跟踪研究基金持有的所有股票,就得每天从早上9点工作到下午5点。而在一个大型基金里,要跟踪研究基金持有的所有股票,基金经理每周得工作60~80小时才行。

1983年中期,麦哲伦基金投资组合中有450只股票,到了秋季,持有数量增加了一倍,达到900只之多。这意味着,我要想向我的同事们全部解释投资这900只股票的理由,每只股票只能用90秒甚至更短的时间。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必须要了解每个公司的基本面情况。幸亏我有能干的助理来帮助我调查了解这么多家公司的情况。

约翰·奈夫(John Neff)管理的先锋温莎基金一直是全美第一大基金。但是到了1983年年底,麦哲伦基金资产规模达到了16亿美元,成为第二大基金,与第一名非常接近。麦哲伦基金规模增长如此迅速,让一帮批评家大加批评,他们认为就像古罗马帝国规模扩张太大而最终崩溃一样,麦哲伦基金规模过于庞大了,也很难再像过去那样成功。他们这样预测的理论基础是,一个持有900只股票的基金,根本不可能战胜市场,因为持有这么多股票本身就相当于一个市场。我被他们指责为是这个星球上规模最大的指数基金经理人。

大型基金只能是一个业绩平庸的基金,这个观点在今天依然十分流行,和10年前一样继续误导大家。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基金经理能够精心挑选出1000只,甚至是2000只与众不同的股票,而其中大多数股票不会在华尔街常见的基金投资组合中出现。这种现象被称为“飞离雷达监测范围”。他可能持有300只储蓄与贷款协会股票和250只商业零售股票,但却完全没有一只石油公司和制造业的股票,这样,在市场下跌的时候,他的投资组合却反而会上涨。相反的,一个没有想象力的基金经理,尽管把他的投资组合限制在50只股票以内,但是这些股票其他大机构也普遍持有,只不过相当于一个微缩了的标准普尔500指数。

这使我们得到第9条林奇投资法则:
并非所有的普通股都一样普通。

仅仅根据基金的规模大小以及基金投资的股票数目多少,并无法判断这只基金能否战胜市场。众所周知,我以持有很多种股票而闻名,1983年我曾经一度持有900只股票,后来更是持有多达1400只股票,因此可能导致一些投资者担心我无法取得较好业绩,而不敢投资麦哲伦基金。这实在太令人感到遗憾了。在1983年我的投资组合持有的900只股票中,有700只股票加在一起还不到基金总资产的10%。

为什么要很少量地持有这700只股票呢?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①很多公司本身股本规模非常小,即使我持股比例达到规定的10%上限,占用的资金也相当小;②或者由于我还无法确定这些公司是否真的值得大规模投资。麦哲伦投资组合中的大多数股票都属于这类“以后看看再说”(tune in later)的股票。只要你持有一些股票,这家上市公司就会把你列入邮寄有关年报等的股东名单之中,这样你再跟踪了解公司的情况就容易多了。

有时一项无足轻重的小规模股票投资可能会引导你发现一个巨大的投资机会,简·贝尔营销公司(Jan Bell Marketing)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简·贝尔营销公司是一家珠宝供应商,市值只有区区2亿美元,这样的小公司远远无法与那些入选《财富》500强的大公司相比。一次,这家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来到富达基金公司,与我们的基金经理进行交流。我持有这家公司的股票,因此,我走进会议室,听那些高层管理人员对公司的介绍。除了我之外,并没有其他基金经理露面。

尽管简·贝尔股本规模太小了,这么小的投资根本无法为麦哲伦基金增加多少,但是我还是很高兴参加了这个会议。在介绍公司业务情况时,公司高管提到,他们最大的客户是折扣商店,如佩斯(Pace)、Warehouse、Wholesale、好市多(Costco)等,这些折扣商店订购珠宝的数量非常大,以至于简·贝尔不得不加班加点以满足需求。

正是在会议上听到这个消息,让我产生了投资这些折扣商店股票的想法。当时我脑子里突然一闪,如果这些折扣商店真的像简·贝尔所说的那样,能够卖掉那么多珠宝的话,那么这些折扣商店其他商品的销售也会相当不错,总体销售情况一定相当好。我请威尔·丹诺夫(Will Danoff)对折扣商店进行调查研究。威尔·丹诺夫是我们基金的商业零售分析师,后来成为富达反向基金的基金经理。

折扣商店股票刚上市时很受市场追捧,可是好景不长。投资者预期过高,以至于公司业绩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么高的预期,于是股价大跌,投资者纷纷抛售。看到公司财务报表上的真实盈利情况,华尔街再也不感兴趣了。丹诺夫询问了几家大型券商,发现根本没有一家券商安排分析师跟踪研究这些折扣商店。

我们俩直接和这些折扣商店公司联系。他们证实了简·贝尔公司的说法,公司业务确实好得惊人。他们也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偿还了债务,资产负债表变得十分稳健。盈利持续向上增长,可是股价仍然持续向下徘徊——这可是一个绝对完美的投资机会。我大量买入了好市多公司、Wholesale俱乐部公司和佩斯公司的股份。这3只股票都赚了很多钱,其中好市多公司股票上涨了3倍。

这些折扣商店的雇员和购物者都亲眼看到了这些商店的生意多么红火,都能了解到丹诺夫和我所了解到的所有详细信息。那些机敏的购物者能够有机会比华尔街更早了解到这些折扣商店的基本面情况,然后买入这些折扣商店被严重低估的股票,就能把他在这些商店购买商品所花费的钱全部赚回来。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几乎挖掘了每一只公开上市的储蓄与贷款协会的股票。它们大多数盘子都很小,对于麦哲伦基金十几亿美元的投资组合来说,要贡献一定程度的盈利,我只能成批成批地大量买入这些储蓄与贷款协会的股票。此外,有几家金融机构告诉我,由于利率降低,它们的利润将会大幅改善,由此我可以推断,很多其他金融机构也会从降息中受益很大。在1983年4月我新买入了83只股票,其中有39只是银行股和储蓄与贷款协会股票。到了年底,我已经买了100只储蓄与贷款协会股票,所有这些股票加起来已经占到基金投资组合的3%。

财经传媒注意到我“青睐”储蓄与贷款协会股票,于是大肆宣传报道,以至于读者们会误以为,储蓄与贷款协会股票的涨跌直接决定麦哲伦基金业绩表现的好坏。幸亏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后来那些实力很差的储蓄与贷款协会纷纷倒闭,那些实力强大的储蓄与贷款协会受连累也股价大跌。如果我真的把麦哲伦基金资产的20%都投资到储蓄与贷款协会上的话,我这个基金经理可能早就被迫下台了。

尽管我投资了很多只银行股和储蓄与贷款协会股票,但在这一时期,真正让麦哲伦基金大获成功的并不是它们,而是汽车股。买了福特汽车股票后,导致我接着买入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股票,投资克莱斯勒后又引发我买入沃尔沃汽车公司股票。汽车行业形势一片大好,不只让一家汽车公司股价大涨,也让整个汽车行业股价集体大涨。

克莱斯勒的股价急速上涨,以至于在很短时间内,我持有的克莱斯勒公司股票市值就已经超过了基金资产总值5%的上限。一旦达到5%的投资上限,按规定我就不得继续买入这只股票,但如果是由于股价上涨后一只股票投资比例超过5%,按规定可以超限额继续持有。于是,我转而在福特汽车和沃尔沃汽车公司股票上建仓,直到后来,这3只股票市值就占了麦哲伦基金总资产的8%,加上其他汽车公司股票,麦哲伦基金在汽车股上的投资比例高达10.3%。

个人投资者可以押个股以使盈利最大化,选择一家最有希望赚大钱的汽车公司股票,把所有的钱投资于这一只汽车股上,从汽车行业股票的反弹中获得最高的投资回报。但一个大型基金的基金经理受限于各种规定,根本不能赌个股,因此只能“赌行业”,把大量资金押在一个行业上。不过,同样是赌行业,却有许多种不同的方式。其中一种方式是重视行业投资配置,你预感到汽车行业将会表现不错,于是你决定,今年要把8%的资金投资到汽车行业股票。你把汽车行业所有股票列到一张表上,然后闭上眼睛投飞镖,投中哪只就选哪只汽车股,就这样随便买上几家。另一种办法是重视精选个股,一家一家汽车公司逐一进行详细分析后再做选择。

[第一种做法是自上而下,重视行业投资配置而不重个股选择,]在汽车行业股票上投资比例为8%,这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的,但对于个股选择就随意了。[第二种做法是自下而上,重视个股选择而不重视行业配置,]投资哪一只股票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的,但至于行业投资比例有多高就随意了。你一猜就知道,我倾向于精选个股。做功课仔细研究精选个股,与掷飞镖一样随便选股相比,花费的精力要多得多,但是在1983年,像掷飞镖一样随便选股的人,尽管赌对了行业,却很可能因为投资了通用汽车股票,而错失其他汽车大牛股。

我从来不会持有太多的通用汽车股票,即使是在当时汽车行业一片大好的年代里。因为我认为可以把通用汽车公司称为一个“糟糕”的公司,这种称呼已经算是最客气的了。尽管通用汽车的股价从1982~1987年上涨了3倍,但是一个基金经理如果因为通用汽车是美国第一汽车公司,就把通用汽车作为第一大重仓股的话,就会错失上涨17倍的福特汽车和上涨将近50倍克莱斯勒汽车这两只最牛的汽车股。

我必须承认,在我的自下而上的分析中,我对汽车行业反弹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对整个汽车行业的大局形势我却判断错误。我确信日本厂商将会继续集中力量主攻小型车市场,但从没有想过他们会以同样的战略进攻中型车和豪华车市场。尽管出现了这个预测错误,但我还是从福特、克莱斯勒和沃尔沃这3家汽车公司的股票中赚到了很多的盈利。

从1982~1988年这整整6年里,在麦哲伦基金前5大重仓股中,这3家汽车公司中至少有2家,有时3家公司股票都是前5大重仓股。福特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股票大幅上涨,每只股票都让我赚了超过1亿美元,再加上我从沃尔沃汽车公司股票上赚的7900万美元。正是这少数几家汽车公司股票上获得的巨额盈利,才让麦哲伦基金业绩出类拔萃。

尽管麦哲伦基金一直被大家认为是一只成长型基金,但其实并非如此,麦哲伦基金是一家资本增值型资金,可以买卖任何一种股票。正是这种投资的灵活性使我可以去充分把握任何有利的投资机会,比如这次汽车股反弹的机会。克莱斯勒和福特汽车根本不属于成长股,因此根本不会出现在任何成长型基金的投资组合中。然而,由于这些汽车公司股票股价已经被市场打压得如此之低,以至于当汽车行业复苏时,这些汽车股大幅反弹,几乎比任何成长股的涨幅都要大。

另外一个让许多基金经理束手束脚的原因是担心“流动性”。他们因为小盘股交易量很小而回避投资于所有基本面极好的小公司,其实投资一批这些非常好的小公司股票,即使对于一个大型基金来说也会贡献相当大的盈利。他们在选择股票时过分执著于能否短期内快进快出的问题——能否在5天甚至更短的时间内顺利买入或卖出,以至于他们忽略了应该首先考虑的问题——这些股票到底值不值得持有。

选择股票就像是选择人生伴侣,离婚是否容易,可不是结婚前应该考虑的因素。如果你一开始就做出了明智的选择,你就不会打算离婚了。而如果一开始就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无论如何结果都会一团糟。拥有世界上再好的流动性也没有用,都不能将你从痛苦和磨难中拯救出来,而且很可能你还要损失一大笔钱。

以宝丽来公司为例,仅仅在1973年一年之内就损失了90%的市值。许多基金经理都捶胸顿足,后悔不该买这只股票。宝丽来是一家大公司,而且股票交易十分活跃,因此一有风吹草动就完全有把握很快顺利抛出大量股票。这只股票缓慢下跌了3年,在此期间,任何人想卖出股票都有很多机会。但是据我所知,有几个基金经理并没有这样做。只有在你想离场时你才会抛出股票离场,他们不抛是因为还不想离场,其实他们并没有注意到这家公司马上就要完蛋了。

他们也有机会及时抛出施乐公司(Xerox)的股票,然而由于某些原因,他们也没有这样做。因此,那些投资专家仅仅因为某些股票交易量小,“日交易量只有10 000股”,就拒绝投资这些流动性差的股票,实在是非常荒唐可笑。首先,99%公开上市的股票的日交易量都低于1万股,因此那些担心流动性的基金经理就把自己的投资范围局限在1%的股票之中。其次,如果一家公司经营失败,那么无论这家公司股票日交易量有多么大,基金经理还是会在这家公司股票上赔钱;相反,如果这家公司经营成功,基金经理就可以很轻松地慢慢高位减持这家公司的股票,卖出时快慢都无所谓,反正是赚钱的。

当麦哲伦基金成长为一个中型基金时,我想要一天之内买入一大笔股票,能够对于基金规模庞大的投资组合有相当的影响,已经变得越来越难。偶尔,我才有机会在一天之内从一家投资机构那里买入一大笔股票——一次是我一天吃进200万欧文斯——康宁;另外一次是我一天之内吃进200万股美洲银行(Bank America)股票。但是这些都只是极少数的例外,一般情况下我只能分期分批持续小量买入。当麦哲伦基金成长为一个中型基金时,我想要一天之内买入一大笔股票,能够对于基金规模庞大的投资组合有相当的影响,已经变得越来越难。偶尔,我才有机会在一天之内从一家投资机构那里买入一大笔股票——一次是我一天吃进200万欧文斯——康宁;另外一次是我一天之内吃进200万股美洲银行(Bank America)股票。但是这些都只是极少数的例外,一般情况下我只能分期分批持续小量买入。

每次基金规模增大,我就不得不对每只股票都进行增持,以保持每只股票在整个投资组合中的投资比例不变,尤其是小盘股,增持股票特别麻烦,有时需要花费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买到相当大的数量。如果我买进的速度太快,很可能会仅仅是由于我自己的买入行为,就会拉升股价,以至于超过了我的卖出价位。

整个1984年,我持有的前10大重仓股一直没有多少变化,我一直坚持买入-持有的投资策略,这与我早期频繁买进卖出的做法完全相反。某一个月,福特汽车排在第一大重仓股,后面接着是克莱斯勒汽车和沃尔沃汽车。而到了另一个月,沃尔沃汽车成了第一大重仓股,接着是克莱斯勒汽车和福特汽车。1984年我继续持有我在1983年买入的大量国库券,随着利率降低,这些国库券的价值不断上涨。

在我重仓投资汽车股的顶峰时期,我的投资组合前10大重仓股中,有5只股票是汽车股,除前面提到的克莱斯勒汽车、福特汽车、沃尔沃汽车,还有斯巴鲁(Subaru)汽车和本田汽车,有一个很短暂的时期,甚至也包括通用汽车在内。当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涌进汽车陈列室蜂拥抢购汽车时,即使业务相当一般的汽车公司也能赚到很多钱。

谈到钱,1984年麦哲伦基金申购火爆,又新增加10亿美元。我过了一段时间才习惯于在发出交易指令的股票交易数量上要多加一个零。同样我早晨发出交易指令时,股票数目也越来越多,也要花越来越长的时间才能交代清楚。

我去哪里度假,基本上是根据度假地区所在的时区以及电话亭是否便于和公司联络来决定。奥地利很不错,因为在美国股市开市前,那里已经是傍晚,这样我就可以到傍晚再打电话下达交易指令,在此之前我有一整天的时间去滑雪。在美国我喜欢去滑雪的地方是位于新罕布什尔州迪克斯维尔诺奇的巴尔萨姆滑雪场,因为那里缆车索道的最下面有电话。我从上面滑雪下来,然后拨打电话给交易员,等我讲完一页左右的买入卖出股票清单,缆车正好就又过来了,我就可以坐上去,边坐边考虑下一步投资如何行动。

在我干这一行的前5年里,我很少出差旅行。在后5年里,我却经常旅行。大多数的旅行都是去参加全国各地区召开的投资研讨会。这种投资研讨会,就像集中密集上课一样,有时我会在两三天里听取数10家上市公司的推介报告。

1984年9月,蒙哥马利证券公司在旧金山举办投资研讨会。5月份汉姆布鲁特——奎斯特公司(Hambrecht&Quist)举办一个关于小型高科技公司的投资研讨会。每年4月,罗宾逊——汉弗瑞来公司在亚特兰大举办一个关于东南部地区上市公司的投资研讨会。鲍斯沃斯(Bosworth)公司和戴恩(Dain)公司在明尼阿波利斯召开一个类似的关于中西部地区上市公司的投资研讨会;秋季普雷斯科特公司、鲍尔公司和特本公司在克里夫兰举办一个投资研讨会;阿里克斯·布朗(Alex Brown)公司在巴尔的摩举办一个投资研讨会;8月份亚当公司、哈克尼斯公司和希尔公司在波士顿举办一个投资研讨会。霍华德·维尔(Howard Weil)公司在路易斯安娜有两个专门的投资研讨会,一个是关于能源生产企业的,另一个是关于能源销售服务公司的。此外关于生物技术公司、餐饮公司、有线电视公司和银行,都各有专门的投资研讨会。

投资研讨会是基金经理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能够节省很多时间和精力。不过,当一个会议上同时有两三家上市公司分别进行推介时,基金经理分身乏术,往往难以决定参加其中哪一个更好。有时,富达基金公司会派出一个代表团,以保证我们可以出席每一家上市公司的推介。有时,我在会议上了解到一些企业前景非常好,以至于我等不到会议结束,就离开会议室到休息大厅打电话发出买入指令。

在外地参加投资研讨会的空闲时间,我会租一辆车,或者找一辆出租车,去拜访那些公司总部就在附近却并没有派人参加会议的公司。我熟悉不少城市,但往往并不是这些城市有什么标志性的建筑,而是这些城市里有哪些《财富》500强公司的总部。最吸引我去旅行的城市是:MCI公司和房利美公司所在的华盛顿,雪佛龙公司和美洲银行所在的旧金山,立顿公司和联碳公司所在的洛杉矶,可口可乐和特纳广播公司所在的亚特兰大以及TRW公司、国民城市银行和伊顿公司所在的克利夫兰。


全哥的观点:
现实中的我们,从小学就开始阅读大量的课本及写作业,
由于不交功课会被老师打(我的女儿读二年级依然是功课和书包承重),
真是压力又烦恼,
所以大部分人在小学时往往都能取得不错的成绩,
到了中学后,

我们不再是“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了,
同时功课也“
逐渐减少”,
也许中学老师的教育方式是要学生自动自发,
独立自行做功课,
可这样就坏事了,
那些本来就懒惰做功课的学生自然就更懒惰了,
成绩单开始从A跌去G 。

好了,这样的学生来到了股市,
本性难移,懒惰又成为了一种“习惯”,
结果在股市的成绩单自然是“红红”的,
所以全哥想起了“做功课”的重要性,
接下来“有心做功课的可以根据以上的“作文”回答以下的问题。

开始咯!!ok ?

问题1:为什么彼得·林奇要很少量地持有700只股票呢?

问题2:如何能够有机会比华尔街的专业投资者更早发现被低估的股票?

问题3:如果你知道某个行业即将反弹,怎样在行业中精选个股?

问题4:彼得·林奇分享什么“特殊”方法来获取公司的重要资料?

问题5:研究盘面及交易买卖价格对彼得·林奇来说重要吗?为什么?


To be Continue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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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享(15-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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