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遠川研究所 | 2020 / 08 / 13
文章來源：虎嗅網 | 圖片來源：股感知識庫
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賴克（Robert Reich）的前半生是一部教科書級別的美國夢範本：他患有一種叫做費爾班克氏病（Fairbank’s disease）的疾病，導致身高只有1 米49 ，飽受校園霸凌。在這樣的環境裡，身殘志堅的賴克一路讀到了法學博士，拿到了通往精英階層的門票。
高中時代，有一個名叫邁克爾·史威納（Michael Schwerner）的朋友，時常出面保護矮小的賴克。史威納畢業後，投身 60 年代轟轟烈烈的黑人民權運動，被極端主義者謀殺。這件事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賴克的求學和職業生涯，促使他的研究方向轉向了社會公平和財富分配。
1964 年，賴克同學以優異的成績考進了常春藤高校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主修經濟學。雖然硬體條件有短板，但賴克個人魅力十足，戀愛學業兩不誤，比如在大二的時候，他就跨校談了一個來自韋爾斯利學院的女朋友——希拉里·羅德姆。
本科畢業後，賴克同學獲得了牛津大學的羅德獎學金。在前往英國的船上，暈船的賴克被波濤洶湧的大西洋折磨得生不如死，以為要死在船上了。這時候有個同赴牛津的年輕人敲開了他的艙門，給他帶來了雞湯和餅乾，照顧了他一路，並在後來成為了賴克一生的朋友。
這個人就是他前女友未來的老公——比爾·克林頓，這對紙牌屋式的“賢伉儷”那會兒還不認識呢。
1992 年，克林頓當選美國總統，提出“Putting People First（為人民服務）”的施政理念，並力邀賴克加入內閣班子擔任勞工部長。在任期間，賴克提出了一系列諸如限制企業高層工資、加重富人稅收、加強工會勢力等政策，導致華爾街財團對其恨之入骨，紛紛劃清界限。
離開白宮後，賴克也沒按照慣例去 500 強公司擔任年薪百萬的董事，而是回到大學一邊講課一邊寫書。從《下一個美國邊疆》到《大眾輿論的力量》，從《為什麼美國的未來如此堪憂》到《拯救資本主義》，賴克對美國社會公平和財富分配制度的思考也越來越清晰。
在2013 年，賴克和導演雅各布·科恩布魯斯（Jacob Kornbluth）一起合作拍攝了一部集他觀點大成的紀錄片，名叫Inequality for All，翻譯過來叫“不平等時代” 。對於財富分配不平等這個話題，香港同胞顯然更有體會，所以港版譯名也更簡單粗暴：去他媽的公平正義。
Inequality for All 的核心內容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從80 年代初到今天，美國GDP在一路上漲，美國勞動生產率也在不斷增長，大企業高層的工資節節高升，股市更是一飛沖天，富人的財產性收入水漲船高，但在刨除通脹後，美國勞工階層工資自80 年代初開始，就再也沒漲過。
紀錄晶片映後反響平平，但賴克在片中的預言卻接二連三的實現：從1980 年至今，道瓊斯指數和標普500 指數足足翻了近30 倍，但繁榮的股市並沒有讓所有人都受益，前10% 的最富有人群持有的股票價值佔比超過了80% ，而全美2 / 3 的美國人，仍然過著月光族的生活。
這讓我們對兩個問題產生了好奇：第一是 80 年代初的美國到底發生了什麼？第二是美國的問題，會不會也變成我們的問題？
01. 分化：窮人是如何變窮的
歷史的分叉，往往起源於一些不起眼的橫截面。
1981 年 8 月 3 日，由於和聯邦航空管理局談判失敗，美國航空管制員工會（PATCO）組織了一場 13000 人參與的大罷工，給了剛剛入主白宮的里根總統當頭一棒。這位演員工會出身的總統當即宣布：如果不在 48 小時內復工，所有參與罷工的工人都會被解僱。
參與罷工的工人都是些普通人，其中有很多二戰老兵，甚至不乏里根的支持者。然而 48 小時之後，里根說到做到，當場解雇了 11345 名航空管制員，然後聯邦法院錦上添花，宣布罷工違法，判決罷工工人終身不得再擔任航空管制員，還順便直接取締了PATCO。
對很多中學都沒讀完的美國工人來說，爭取工資可不是靠聰明才智，而是依賴工會的議價能力。但里根的舉動卻向所有美國公司傳遞了一個信號：工會全是紙老虎。 PATCO罷工事件發生後，美國工會地位一落千丈，美國左翼幾十年來的苦心經營開始走下坡路。
這件事在美國歷史上有著特殊意義，在二戰結束後的30 年裡，美國工人平均工資與生產率保持同步增長，形成了一個“內循環”：經濟增長，中產階級壯大；而中產階級購買力增強，又推動了新的投資和創新，中產階級隊伍進一步壯大，經濟也進一步發展。
然而，這種循環在里根治下的 80 年代初被打破了。
決定美國工人命運的還有兩個歷史進程： 80 年代，貨櫃的興起帶來了轟轟烈烈的全球化與產業鏈轉移，從70 年代末開始，美國製造業一個接一個搬離本土，喬布斯引以為傲的Macintosh生產線也在1992 年全部關閉，大量崗位流向了日本、韓國和中國。
另一項歷史進程是自動化的普及。經濟學大師凱恩斯在上世紀初預言，自動化可以將人類從工作中解放出來。不幸的是，自動化的確解放了人類，但消滅了大量諸如電話接線員、銀行出納和機場票務員這樣的崗位，讓中低收入工人的競爭者多了“機器人”這個物種。
全球化和工會衰落從本質上摧毀了美國工人的議價能力。以前大公司只能和罷工工人“心平氣和”的談判，如今他們可以直接去亞洲僱傭更便宜的。 1993 年，美國西北航空以公司破產作為威脅，要求員工在工資問題上做出讓步。十年後，這家公司 4000 多名技師罷工時，管理層索性宣布把他們的工作外包出去。
就這樣，跨國公司獲得了更高的利潤，亞洲的工人們拿到了更高的工資，美國人和歐洲人買到了更廉價的消費品，《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喜不自勝，提出了一個著名的“金拱門防衝突理論”，簡單來說就是：在全球化時代，任何兩個擁有麥當勞的國家都不可能彼此開戰，世界和平指日可待。
以銀行櫃員為例：收入不但沒增加，反而減少了
那麼，誰是輸家呢？
自里根時代，美國中產階級的工資就開始原地踏步，同時發生的是美國中低階製造業的坍方式崩盤：里根治下，進口鞋在美國鞋類市場上佔比由22% 飆升至76 % ， 2 / 3 的製鞋廠因此倒閉。汽車業也不能倖免， 80 年代初，福特（FORD, F-US）與通用出現了創紀錄的虧損，行業失業人數超過了 30 萬。
鋼鐵工業同樣如此， 1979 ~ 1984 年，進口鋼鐵佔國內市場份額從15% 上升到25% ，與此同時，國內鋼鐵業就業人數幾乎腰斬，因鋼鐵工業坍塌而相伴衰落的區域，後來有了一個響噹噹的名字——鐵鏽地帶。
全球化和自動化本身是件好事，但問題是，自動化普及和產業鏈轉移的速度太快了。到了90 年代，華爾街批量生產New Money 的時候，當年為國下崗的老一輩中產階級離退休還有好多年，他們對華爾街唯一的理解，就是仔細數清楚對沖基金經理的工資單上有多少個零。
美國後浪的生活也不怎麼樣：《紐約時報》曾經創造過一個名為“無著落的一代人”的概念，在美國所有大學畢業生中，有35% 的人從事的工作根本不需要大學文憑。 《紐約時報》說，這些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輕人“事業發展受阻，從事著無聊的工作，前景黯淡無光” [4 ]。
全球化的本質並不難理解：資本與資本家可以滿世界跑，工薪階層卻沒辦法自由流動，前者滿世界佔便宜，後者承擔了代價。
對絕大多數美國人來說， 80 年代的劇烈變化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一個“約翰考上普林斯頓，湯姆進了通用汽車，我在鎮上的麥當勞炸雞，我們都有美好的未來”的時代，徹底一去不復返了。
02. 失控：富人是怎麼變富的
今年 3 月，通用電氣的傳奇CEO傑克·韋爾奇（Jack Welch）因腎衰竭去世，引發朋友圈悼念狂潮。韋爾奇在 1981 年——也就是里根大戰PATCO的同一年就任通用電氣CEO，直到 2001 年光榮退休。韋爾奇在任的 20 年，可以算是一部濃縮的美國貧富分化史。
20 年間，韋爾奇把通用電氣的市值從140 億美元幹到了4000 億美元，與此同時，通用電氣員工人數由最高時的41 萬人陸續被裁到23 萬人，很多從事基礎科學研究、但無法盈利的部門被關停，韋爾奇還通過多次收購，成功把金融服務業做成了GE的明星主業。
業內對韋爾奇毀譽參半，《財富》雜誌稱他為“二十世紀最佳經理人”，工會則叫他“中子彈傑克”，諷刺韋爾奇通過裁員把人全炸死了，但通用電氣的大樓還好好的，效果堪比中子彈。當然，韋爾奇職業生涯的成功除了個人努力，同樣離不開兩個歷史的進程：
一個是美國僱傭傳統的瓦解： 90 年代之前，很多美國公司學習日本終身僱傭制，為員工提供高工資和高額的養老金計劃，同時建立長期發展機會，並配套長遠的研發與戰略投資。但到了 1993 年，日後手把手教華為的郭士納（Louis Gerstner）就把一切都給顛覆了。
郭士納上任後，在半年內果斷裁員 4.5 萬人，大幅度縮減業務條線和研發經費，同時改革了養老金計劃，最大變化是 40 歲以上員工的養老金明顯減少。另外一家巨頭惠普（HP Company, HPQ-US）的情況也差不多，它一度推行終身僱傭政策，到了 90 年代末，惠普開始解僱員工，縮減研發支出。
大公司 180 度轉型的背後則是另一個歷史的進程：金融自由化。
在里根政府之前，美國經歷了十年的滯漲，二戰後盛行的凱恩斯主義遭到猛烈抨擊。里根上台後，開啟了一系列名為里根經濟學（Reaganomics）的改革，簡單總結下來就是三板斧：給富人減稅、打擊工會勢力、瘋狂發債。富裕階層的最高邊際稅率直接從 90% 砍到了 35% ，政府赤字則擴大了三倍。
同一時間，華盛頓逐漸放鬆了對華爾街的管制：先是《 1980 年銀行法》廢除了對存款利率的限制，金融衍生品市場井噴式增長。 1982 年，國會允許銀行拿儲戶的存款購買各種金融產品，華爾街的野蠻人、妖精和害人精瞬間多了起來。 1988 年，銀行業開始遊說國會，廢除大蕭條時期頒布的著名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
1999 年，美國國會以參議院 90 對 8 ，眾議院 362 對 57 的高票廢除了這項法律，美國經濟在這期間飛速增長，代價則是增長的動能卻從製造業永遠的轉向了金融業。普林斯頓大學 2010 屆畢業生中，有近 36% 的人投身金融業。社會學家勞倫·里維拉的研究顯示，哈佛高年級約 70% 的學生，定期向華爾街投送簡歷 [4 ]。
一些事情被永遠改變了： 1956 年，《時代周刊》呼籲企業家“從盈虧角度，以及整個社會得失角度來評判自己的作為。”到了1991 年，美國證監會允許公司高層秘密套現股票，無須向公眾揭露。 6 年後，率領可口可樂上市的傳奇CEO羅伯特·戈伊蘇埃塔（Roberto Goizueta）說，“我們的職責只有一個，就是為股東創造像樣的回報。”
90 年代，IBM（IBM-US）、惠普和思科（Cicso, CSCO-US）一邊裁員一邊上市，華為輪值CEO徐直軍在一次採訪中說，當華為以10 年為期規劃戰略時，它的對手開始用“財年”和“財季”指導業務。 “如果思科不上市，愛立信不上市，一門心思盯著客戶，華為怎會是它們的對手？”
克林頓執政期間，擔任勞工部長的羅伯特·賴克發現了這個問題，並推動了一系列諸如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推動全民醫保、擴大退稅範圍等措施，試圖遏制貧富分化的趨勢。然而，他的種種舉動自然而然引來了華爾街的強烈不滿，賴克也因此坐實了“社會主義當權派”的位置。
賴克（中）與克林頓（右）
當時，賴克還有一個強勁的對手：放水愛好者艾倫·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 1987 年至 2006 年擔任美聯儲主席期間，每當股市下跌超過 20% 左右，葛林斯潘就會果斷降息。長期如此，市場便認為美聯儲有意避免股市暴跌，索性冒著更大風險推高股價，投資者甚至創造了一個新詞彙：葛林斯潘看跌期權（Greenspan put）。
1996 年，連任成功的克林頓邀請賴克繼續擔任勞工部長，但心灰意冷的賴克離開了美國政壇。在卸任演講上，賴克說：“各位朋友，我們的社會正在一分為二，一半是少數的贏家，另一半是被拋在後面的大多數美國人 [2 ]。”
隨後，美國開啟了一輪史無前例的超級大牛市。
03. 牛市：允許一部人先富起來
在 1993 年，克林頓政府頒布了一項針對股票期權的規定，為接下來 30 年的貧富分化埋下了灰線。
規定表示：如果高層薪酬為股票期權，那麼公司可以對薪酬 100 萬美元以上的部分進行稅前抵扣。這項政策的出發點是鼓勵高層薪酬與公司業績掛鉤，但在執行層面“走了一些彎路”。華爾街的理解是：股價上去了，高層多賺錢，公司少納稅，怎麼看都是雙贏。
這部法案的誕生過程很有意思：當時，羅伯特·賴克想直接廢除對大公司管理層的稅收優惠政策，此舉遭到時任財長羅伯特·魯賓（Robert Rubin）的反對。後者遊說克林頓，用出了一個把稅收優惠和業績（股價）掛鉤的“妥協方案” [2 ]。
2013 年，星巴克（Starbucks, SBUX-US）CEO霍華德·舒爾茨（Howard Schultz）獲得了價值 1.5 億美元的股票期權，一舉為星巴克節省了 8200 萬美元的稅款，這就是榜樣的力量。
90 年代的股市騰飛後，股權激勵開始在美國企業高層的薪酬中扮演重要角色，一度可以達到總收入的 80% 以上。股市行情不錯時，拋售手上的股票，就可以獲得遠超薪水的回報。 1990 年至今，經歷互聯網泡沫與次貸危機的標普 500 指數從 330 點上漲到 3251 點，足足翻了快十倍。
1980 年至今的道瓊斯指數（上）與標普 500 指數
在如此高額的激勵面前，高層們自然有動力不顧一切推高股價——比如回購。巴菲特曾在致股東信中多次強調：“我們非常喜歡股票回購，因為大多數情況下，公司回購的股票在市場中是被低估的。”然而，它們真的被低估了嗎？
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BEA）國民收入基本帳戶（NIPA）對企業利潤的統計方法，美國企業的總利潤仍停留在 2014 年的水平，企業利潤佔GDP比例還停留在 2005 年的水平。一個典型案例是沃爾瑪，從 2009 年到 2017 年底，沃爾瑪淨利潤累計增長為- 2.02% ，但花掉 647 億美元進行回購之後，沃爾瑪的股價在同期翻了一番。
另一個例子是曾經如日中天的IBM：過去 20 年裡，IBM花了 1400 億美元回購股票，如今它的市值是 1100 億美元。
回購和股利本是上市公司回饋股東的舉措，但當回購逐漸成為一種催升股價的財技，一切就開始變質。在《拯救資本主義》一書中，羅伯特·賴克提出了一個靈魂拷問：CEO真的值那麼多薪水嗎？
他在書中舉了一個例子：馬丁·蘇利文（Martin Sullivan）擔任CEO期間，美國國際集團（AIG）的股價下跌了98% ，次貸危機期間，美國政府不得不花掉納稅人的1800 億美元保住這家公司。然而蘇利文引咎辭職時，居然還拿到了 4700 萬美元的退休金。
美國原本有機會解決這個問題，不過在 2008 年的次貸危機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執掌的美聯儲果斷降息，不到一年時間裡將利率從 5.25% 降低至 0% 。大放水挽救了懸崖邊的美國經濟，卻也帶來了原創性的嶄新問題：長達七年的低利率和美國企業的大舉債時代。
金融危機後，市場需求疲軟，企業不願意進行生產性投資，又碰上發債成本極其低廉，大舉借錢回購股票就成為了極具誘惑的選擇。美國股市也隨之誕生了一種新的“內循環”：公司發債-回購股票-股價上升-高層數錢。當然，無論是聯儲撒錢，還是股市上漲，都與工薪階層徹底無關了。
如今，美國的貧富差距水平已經回到了1929 年水平， 2016 年美國最富有的1% 人，掌握著全美38.9% 的財富，按家庭財富排名的後50% 家庭僅擁有美國家庭總財富的1 % ， 40% 的美國人拿不出400 美元的儲蓄。
美國的問題也許只屬於美國，但有一個道理卻是全世界通行的：熊市比的是報酬率，牛市比的是本金。即使是人人參與的股市，往往也是股東和高層獲益最多。更何況每一次的大放水，漲的都是有錢人的資產，而不是普通人的薪資。
換句話說，放水不一定會引起通漲，但一定會導致不平等加劇。這輪全球疫情後的放水，似乎又在重複這種輪迴。
尾聲：當不平等成為一個問題
從 80 年代初里根上台到 2016 年川普當選，美國CEO的薪水增長了 937% ，而普通工人的工資僅僅增長了 10.2% 。在歷史上，美國貧富差距最極端的年份有兩個： 1928 年和 2007 年——我們都很清楚第二年發生了什麼。
2016 年之後，美國本來準備解決這個問題。 2016 年，伯南克的繼任者耶倫（Janet Yellen）開始指揮美聯儲加息和縮表，推進有序，且並沒有傷害到經濟的復甦。 2018 年鮑威爾（Jerome Powell）出任美聯儲主席後，一度也繼承了耶倫的意志堅定前行。
然而，對於視美股上漲為政績的川普而言，這顯然是不能接受的。隨後，美聯儲陸續實施了三次降息，並再度開始擴表，而疫情之後，美聯儲更是無底線放水，美股在短暫下跌後迅速拉出新高。投資者們看準了：實體經濟每損失 1 美元，聯儲就會印出 2 美元來。
問題只剩下了一個：從 80 年代至今，美國中產是如何在漫天洪水中撐過來的？
首先，美國女性開始走向工作崗位。這裡面有平權運動的結果，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女性需要工作來補貼家庭開支。 1966 年，全美國只有 20% 的母親在外工作，到了 90 年代末，這個比例上升到了 60% 。其中孩子不滿 6 歲的母親在外工作的比例從 12% 上升到了 55% [3 ]。
另外，美國後浪買房也需要 6 個錢包： 2011 年，全美國 25 歲至 34 歲的人當中，與父母同住的人比四年前多了 120 萬。
其次，狼性文化和 996 加班文化盛行一時。 90 年代末，一個普通美國人每年的工作時間超過 2200 小時，比歐洲人平均多出 350 小時，幾乎可以比肩勤勞勇敢的日本社畜。利用額外時間打零工也很常見，和 1979 年相比，如今的美國人每年要多工作 12 週。
《紐約時報》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很多美國公司“需要招一個 22-22-22 的人 [5 ]”，即 22 歲，願意每天工作 22 小時，年薪 2.2 萬美元。或許中間的那個數字誇張了，但前後兩個肯定不誇張。
最後，大量工薪階層實際上在舉債度日。 80 年代至今，美國家庭債務爆炸式增長，支撐美國人錢包的東西從美元變成了信用卡。二戰後，美國家庭平均債務佔稅後收入的比例是 50% 到 55% ，金融危機前的 2007 年，這個數字是 138% [3 ]。
今年，疫情又加重了美國中產的負擔，美聯儲的數據顯示，一季度美國家庭債務達到14.3 萬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比2008 年第三季度金融危機期間的高點12.7 萬億美元相比，還要高出1.6 萬億美元。
製造業轉移導致工薪階層收入停滯，資產牛市導致收入差距不斷拉大，技術革命在持續替代掉中低階工人，美國從 80 年代以來遇到的問題，會只有它一家經歷嗎？
在《美國的邏輯》這本書裡，賴克引用了一則俄羅斯的民間故事，來暗示了我們這場延續幾十年的分化將如何收場：
一個富有的地主買了一頭牛，而他的鄰居——一位貧窮的農民一輩子都買不起這樣一頭牛，於是，這位農民向上帝尋求幫助，沒想到上帝居然回應了他的祈禱，說自己可以幫他，但這位農民並沒有要求上帝給他一頭同樣的牛，而是告訴上帝：把富人的那頭牛給殺了。
參考資料：
[1 ] Inequality For All，羅伯特·賴克/雅各布·科恩布魯斯
[2 ] Saving Capitalism，羅伯特·賴克/Netflix
[3 ] 美國的邏輯，羅伯特·賴克
[4 ] 拯救資本主義，羅伯特·賴克
[5 ] 永無下班時間的一代，紐約時報
https://www.stockfeel.com.tw/牛市-宿命/
